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國際關系研究”

美日“歷史和解”的條件和環(huán)境全然不同于日本與東亞鄰國的情況。日本與東亞鄰國之間在安全問題上缺乏美日之間那樣的相互信任，也尚缺社會層面的善意，甚至還普遍存在領土糾紛、情感對立和安全競爭，相互之間施害者/受害者的道義非對等性明顯等。

一、美日“歷史和解”的突破性進展

在二戰(zhàn)結束后近半個世紀中，雙方政府出于同盟間合作的需要，總體上都故意回避和淡化二戰(zhàn)期間彼此相互加害的歷史，注意管控雙方在二戰(zhàn)歷史問題上的分歧。進入新世紀，美日“歷史和解”明顯提速，敏感問題的“脫敏化”進程加快。

到奧巴馬第二任期，美日“歷史和解”出現高潮，并實現了突破性進展。其一、政府高層相互參拜對方軍人陵園或共同赴當年的戰(zhàn)場追悼陣亡者，已經變成慣常。2014年3月，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司令詹姆斯·阿莫斯（James F. Amos）還與日本政府官員一道參加了硫磺島慰靈儀式。其二、2015年4月30日，安倍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fā)表和解性的演講，總體上在美獲得良好反響。美日雙方安排這一演講時，在時間和地點選擇上煞費苦心：安倍發(fā)表演講時站立的位置，正是當年羅斯福發(fā)表對日宣戰(zhàn)演講時的位置；而演講的時間則為戰(zhàn)時日本天皇裕仁的生辰紀念日。其三、美日最高領導層直面雙方最敏感的歷史創(chuàng)痛。2016年5月27日，奧巴馬參加七國集團峰會期間，歷史性地訪問了廣島。這是在任美國總統首次訪問美日雙邊關系中最為敏感的地方。2016年12月26-27日，安倍也歷史性地訪問珍珠港并發(fā)表題為“和解的力量”的演說，與老兵和解性地擁抱。其四、總體而言，美、日歷史和解獲得了兩國主流輿論的支持和贊賞。奧巴馬訪問廣島在日本贏得廣泛好評，近90%的日本國民對此給予積極評價，并帶動安倍內閣支持率明顯上升。安倍的珍珠港之行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美國二戰(zhàn)老兵等關鍵群體的支持和稱贊。

二、美日“歷史和解”實現突破的動因

推進“歷史和解”是一種高度敏感、充滿政治風險的事業(yè)，通常是一種需要投入巨大政治資本、承擔政治風險的戰(zhàn)略性行動，有著重要的戰(zhàn)略性考量。另外，推進“歷史和解”的進程中既存在國與國之間的博弈，也充滿各自國內社會政治的復雜博弈，相互之間以及各自內部的共識建構和預期管理是其中的關鍵。和解進程的順利推進需要平衡內外，兼顧正義與和解。符合特定階段歷史條件和民意基礎的適度悔過最可促進和解，“欲速”則往往“不達”。國內反對往往成為和解的重要障礙，務實、漸進的良性互動極其重要。

長期同盟關系下形成的緊密紐帶、相互善意，有助于相互之間在歷史問題上奉行戰(zhàn)略節(jié)制，培育信任和善意。這正是長期支持歷史和解的基礎條件。2015年皮尤的一份民調報告顯示，美、日兩國民眾認為對方國家可信任的比例分別高達68%和75%，而對中國則只有30%和7%。這也是長期以來美日雙方都大體上能自覺管控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分歧，甚至愿意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推進歷史和解的基本條件之一。在長期同盟關系的潤澤下，美、日社會對“珍珠港事件”和廣島、長崎核轟炸的認知都轉向了和解。此種民意轉向，使美日政府推進“歷史和解”時無需付出重大政治代價，甚至還可以借此獲取政治資本。

奧巴馬的對日歷史和解立場與其自由主義理念相合，“和解”外交是奧巴馬試圖留下的重要外交遺產。此外，奧巴馬政府還積極塑造美國反戰(zhàn)、反核的形象。無論從和解外交還是反戰(zhàn)反核來看，訪問廣島、表達和解和反核意愿，對奧巴馬而言都有重要象征意義。對安倍政府而言，高調推進美日“歷史和解”，可以進一步在歷史問題上改變被動局面和歷史修正主義形象。歷史修正主義形象，成為安倍政府所宣揚的“美麗日本”和“積極和平主義”的一個嚴重污點。在與東亞鄰國尚未實現“歷史和解”之前，對美實現“歷史和解”的突破，正是安倍政府擺脫長期有損形象的歷史修正主義標簽的舉動。

推進歷史和解也是新時期管理美日同盟的不穩(wěn)定性、加固美日同盟的內在要求。從其建立伊始，美日之間始終存在控制與被控制的矛盾。而二戰(zhàn)歷史的認知差異和分歧，則是導致美日同盟內在離心力一個重要因素。在美日關系史上，圍繞歷史認知問題的分歧也曾多次影響美日同盟的穩(wěn)固與和諧。冷戰(zhàn)結束后，美日之間的同盟“漂流”就伴隨著相互圍繞歷史認知問題的“道歉戰(zhàn)”。貫穿整個冷戰(zhàn)時期的美日雙方對歷史問題的模糊化、非敵對化處理，以及新世紀以來的“歷史和解”舉措，往往體現了美日雙方強化和穩(wěn)固同盟的意圖。美國尤其需要安撫日本民眾的受害者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將日本栓在美國的戰(zhàn)略軌道上，以維系其東亞同盟體系。奧巴馬與安倍時期的美日“歷史和解”突破性進展背后，尤其彰顯美日聯手攘華的地緣政治考量。從管理美日同盟發(fā)展中的不確定性出發(fā)，日本尤其需要在奧巴馬任期的最后時刻抓緊推進“歷史和解”，打開美日圍繞“珍珠港事件”的歷史“心結”，贏得美國信任，為美日同盟的長期穩(wěn)定夯實民意基礎。

美日“歷史和解”中除了一些“弱道歉”性質的“反省”話語，并沒有運用這些比較正式的、高成本的政策手段。美、日以“低階”的、不道歉的方式推進歷史和解，很少像德國那樣的嚴肅誠懇的“道歉”話語，更沒有阿登納那種標志性的“驚世一跪”。雙方相互承認戰(zhàn)爭帶給對方的苦難，共同吊唁和撫慰戰(zhàn)爭的受害者，高度頌贊雙方“和解”和“友誼”，但都善意忽略了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歷史罪責問題，也相互放棄對方為過往暴行公開道歉的要求在處理歷史問題上，美日出于穩(wěn)固同盟關系考量，始終將和解對雙方的政治風險考慮在內，秉持互諒互讓、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善意和務實精神，從易入難、由低到高、小步漸進。在實現突破性進展前，美日之間在歷史問題上已經經歷了漸進的“脫敏化”過程，以“溫水煮青蛙”的漸進方式逐步在民眾中催化和積累和解的意愿和共識，最終使得國家最高領導人直面最敏感的創(chuàng)痛變得“水到渠成”。

除了相互善意和務實考量外，采用此種“低階”和解方式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美日領導人相互進行道歉的條件并不成熟。雙方國內都存在著強大的保守勢力反對“道歉”，還需擔心相互“道歉”將引發(fā)在政治上難以承受的道歉“連鎖反應”。雙方實際上都缺乏要求對方就歷史過錯正式道歉的道德確定性和正當性。日本偷襲珍珠港為背信棄義，對東亞鄰國的戰(zhàn)爭罪行也當然可憎。但美國在二戰(zhàn)期間以及戰(zhàn)后處理中也非清白無辜，在東京等地的大轟炸、對廣島與長崎的核打擊，至少在日本人看來也同樣罪孽深重。廣島既是殉難的象征，也是絕對罪惡的符號，常常被拿來與奧斯維辛相提并論。 美國主導下的東京審判和《舊金山和約》，受到美國一己私利的影響而嚴重損害了道義和公正。不僅如此，日本還一再見證戰(zhàn)后美國對外行為中的非正義的一面。日本難免產生美、日在道義上“半斤八兩”、“五十步笑百步”的認知。美日之間由此形成“不道義的平等性”，互為施害者和受害者。

三、美日“歷史和解”實現突破性進展的影響

《舊金山合約》簽字現場

消解歷史結怨通常都需要經歷長期、曲折的進程。美日之間真正消除歷史結怨也尚需時日，甚至可能出現反復，但美日畢竟在“歷史和解”中實現了突破性進展。

這一進展將使美日同盟的情感“短板”得以部分彌補、價值觀基礎得以強化、民意基礎得以夯實。對于美日同盟而言，“歷史和解”是穩(wěn)定和深耕美日關系的外交重頭戲，有“拔刺”、“療傷”、承諾和認同等功能。在各自社會民意的支持下，美日兩國最高領導人直面歷史，相互高調訪問曾給對方帶來苦難的象征性場所，打破了美日關系中的“禁忌”，使之“脫敏”，這將容許美日雙方聯合處理共同歷史中最敏感的部分，進而拔除美日同盟構架中長期存在的一根“刺”。珍珠港事件（以及廣島核爆炸）從此由帶有政治和情感敏感性的集體創(chuàng)傷記憶，而轉變成日漸遙遠、情感因素日漸淡漠的歷史。兩邊領導人相互承認對方遭受的苦難，共同“慰靈”，相互展現寬恕和尊重，有著撫慰集體心理創(chuàng)傷的功能。美日領導人不同程度地表達“悔悟”、“反省”的話語，也包含了相互之間不再重演敵對和戰(zhàn)爭的“悲劇歷史”的期許和承諾，促進相互信任。此外，通過將戰(zhàn)后美日關系演進描述為一個化敵為友、并肩攜手的進程，美日還以憶苦（敵意和戰(zhàn)爭）思甜（友好和同盟）的方式，提升兩國社會對同盟價值的體認。從長期來看，“歷史和解”將為美日同盟筑起一道“防波堤”，有助于其抵御短期政局變動、領導人更替和內部摩擦等帶來的沖擊。

但對于東亞安全環(huán)境而言，美日不道歉的“歷史和解”恐非佳音。一方面，它可以為日本右翼進一步掙脫“戰(zhàn)后體制”提供更加有利的國內外環(huán)境。借助美日“歷史和解”，安倍向美歐宣傳了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有助于減少美歐對日本修憲、擴軍的顧慮，贏得更多的信任，并促動日本國內民意進一步脫離“和平主義”。有了美國這個“背靠背”的盟友，日本在東亞安全中的行為可能將變得更具挑釁性和冒險性。另一方面，它還將對基于戰(zhàn)后安排的東亞國際秩序帶來新沖擊。美日“歷史和解”導致二戰(zhàn)相關戰(zhàn)爭行為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的進一步模糊化，將進一步削弱戰(zhàn)后東亞國際秩序賴以存續(xù)的歷史認識和國際規(guī)范基礎。繼東京審判和《舊金山和約》之后，美國再一次以犧牲東亞國家利益和歷史正義為代價，與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做了一次大交易。

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的“慰安婦”雕像

美日“歷史和解”的條件和環(huán)境全然不同于日本與東亞鄰國的情況。日本與東亞鄰國之間在安全問題上缺乏美日之間那樣的相互信任，也尚缺社會層面的善意，甚至還普遍存在領土糾紛、情感對立和安全競爭，相互之間施害者/受害者的道義非對等性明顯等。加害者不僅不愿承認加害歷史事實，還經常加以美化。因此，日本與東亞鄰國要訴諸于美日類型的“低階”、不道歉的和解方式并不現實。2015年底，韓、日兩國政府之間在美國撮合下勉強達成了關于慰安婦問題的協定。日本在這一協定中并未顯示充分的致歉誠意，而這一協議也未獲得韓國民意的足夠支持，因此，這一協定不僅未能實現“歷史和解”，反而導致了兩國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再次加劇。

相反，美日不道歉的“和解”將從幾個方面有損東亞歷史和解。其一，它有助于掩蓋日本是亞洲各國加害者的事實，幫助日本洗脫戰(zhàn)爭罪行，讓日本更不愿真心反思歷史。其二， 給日本帶來讓亞洲鄰國也對之“寬容”、放棄“道歉”要求的幻想。受害者角色加強和借此迫使鄰國“寬容”日本的臆想都將導致日本以真誠悔過來推進與鄰國歷史和解的動力減弱，進而導致日本與東亞鄰國之間在日本是否需要真誠“謝罪”問題上產生更難彌合的預期鴻溝。因此，美日的“低階”和解方式，恰恰可能對東亞歷史和解產生“劣幣”效應。其三，此外，美日不道歉的“和解”有助于日本在東亞的“歷史問題”國際統一戰(zhàn)線上打開一個關鍵缺口。隨著美日走出“歷史和解”的關鍵步驟并達成相互諒解，美國將進一步對東亞的歷史紛爭持“隔岸觀火”的態(tài)度，而日本保守派則將減少歷史問題上“腹背受敵”的顧忌。訪問珍珠港之后，安倍政府就駐韓使領館前設置慰安婦像問題以超強硬政策向韓國施壓、公然支持中學體育教育中推廣“刺槍術”等都顯示，安倍不僅未能將“和解”精神擴展到那些日本更需要和解的東亞鄰國，反而在奉行強硬路線中展現出更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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